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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英總統在民進黨中常會中，聽到「受僱者報酬下降」，特殊表達對低薪問題的關心，還要行政部門要「有的放矢」。但總統仿佛毫無知覺、或是蒙昧於其政策恰是惡化差距與分配比的首惡。

民進黨中常會約請國發會副主委邱俊隆呈文，在陳述中指出，自1990年來，我國企業利潤佔GDP（國內生產毛額）比例不斷拉高，但薪資酬勞在GDP的比例，趨向卻是往下走；邱直言「受僱者沒充實享遭到企業獲利的成長果實」。評論辯論時總統還特殊hightlight了邱講述中所指「受僱者報酬降落，但企業的利潤增添」兩次，強調「最重要的，是要讓經濟成長的益處嘉惠全部國人」是以指導行政部門針對低薪問題，「務必有的放矢」。

一般在談所得分配差距時，看的是家庭所得；但在談整體經濟果實分派均等與否時，看的是全部產業GDP的分配比重，大致的分配由高到低是：受僱員工酬勞（5-6成）、營業盈餘（3成閣下）、固定本錢消費（1-2成）、稅淨額（低於1成）。

在民國1990年時，受僱酬勞占比大致在50%以上，也就是說經濟果實有一半是由受僱者（就是一般所謂上班族）分享，但以後日就衰敗，1990年時有51% ，以後保持幾年在50%以上後即呈降落趨向，1998年時還有48%，近兩年則降到43%擺佈；營業盈餘分派比重則由不到3成的29.8%上揚到35%擺佈。這就是那句「受僱者沒充裕享受到企業獲利的成長果實」的由來，總統也對此表示關切。

所謂營業盈餘分派比重上揚，代表的其實就是企業股東拿走更多的經濟成長果實，但總統仿佛忘記，她發動的稅改，卻恰恰是幫企業股東大減稅，把股利所得稅改採分離課稅，且稅率由最高的45%（本來稅制是併入綜所稅申報）大幅降落為26%。曩昔20多年，股東分食的經濟果實比重上升，但最少在課稅時會「吐出來一點」，但蔡英文的稅改是讓股東減稅，並且是所得越高者減稅越多、取得的稅改好處越高。

是以，當總統聽到GDP分派晦氣受僱者，而要行政部分「有的放矢」時，是不是已是一種偽善、虛矯？仍是總統不領會阿誰企業「多拿」的比例，大部分就是落入股東口袋？甚或是她對其稅改不甚了了？

其實，台灣受僱者遭到此分配下降的影響，可能比數字上減低的比重還嚴重。79年時，受僱者占所有就業者的比重為67.6%，但此刻上揚到已近8成了，但能分配到的GDP比重卻下降。也就是說分配比下降的同時分派者又增添，因此每人能分派到的又更少了。

受僱待遇分派比降低，算是這20多年來的全球趨向，原因之一在全球化後，很多工資低廉的市場加入競爭，這類情況對企業極度有利，若是工資上漲太多，企業就把廠房往工資低處移，勞工的議價能力越來越差；另外，台灣的生產主力釀成上市櫃公司，這些公司對股東權益的正視遠高於員工，經濟果實分配給股東者固然就高於給員工。

不外，在大部份國度受僱報酬比例降落時，台灣下落9百分點擺佈是高於其它國家；以絕對數字而言，台灣的43%也是偏低；相較之下，OECD（經濟合作暨成長組織）國家平均仍在60%以上，美國、日本也在50%以上；較悲涼的是韓國只比台灣略高1-2個百分點罷了。

蔡英文在就職演講時，許諾要幫年輕人加薪，惟1年多來成效不彰，2016年本色經常性薪資成長率零、客歲預估應是在1%左右的成長，但仍是不如17年前的實質薪資；年末記者會中，小英總統再提出解決低薪問題政策，其中包羅「基本工資調劑不會終止」，不外，從過去的數據來看，根基工資調高對解決低薪問題幫助極微─曩昔十多年，基本工資延續上調，但台灣低薪問題仍然如故。

真正要解決低薪窘境、拉高薪資的獨一正路，其實還是增加民間投資、創造更多就機會；千禧年前、台灣還沒有墮入低薪窘境時，薪資的成長就是靠精良的經濟體現、較高的投資拉動，在誰人薪資調升「正常化」的年代，基本工資增長有限、乃至低於整體薪資成長。

因此，蔡政府要挽救低薪，就該多努力在增添民間投資上；分外是相較過往，曾經「拉住」台灣薪資往上揚最主要的力量：中國的薪資水準，沿海或一線城市的很多專業、中高階工作，薪資水準己超越台灣。只要蔡當局改善投資情況、多吸引一些民間投資，薪資水準較過去更有機遇往上調。要藉根基工資上調改善低薪問題，進展小而效果低，沒必要寄望太高。

至於一邊幫大股東大減股利所得稅，一邊感嘆「受僱者報答降落但企業利潤增加」的偽善，就算了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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